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随着“种草种树、治穷致富”活动的开展，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功绩的肯定，报刊广泛引用杨昌浚歌颂左宗棠的诗：“大将筹边尚未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这首诗引自秦翰才所著《左文襄公在西北》。诗前有一段话：“光绪五年，杨昌浚应文襄公之约西行，见着道旁树，即景生情，吟诗一首。”诗后是一段评论文字：“前是思咏文襄公的豪情胜慨，后是改造了王之涣‘春风不度玉门关’的理解，传诵肃州大营，文襄公掀髯大乐。”然而无诗题。王秉钧将此诗收入《历代咏陇诗选》，新拟诗题为《左公柳》。清末民初一些笔记诗选，多收录此诗，文字有出入，均无诗题。《清朝野史大观》之《清朝艺苑》卷十《塞外上左文襄诗》条作“大将征西久未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惹得春风度玉关”。未著录诗人名字，仅以“湘中游士某……献诗云”，模糊处理。“征西”虽有气魄，但内涵远比“筹边”小，“引得”显比“惹得”有气势。然而上引两诗均把左宗棠称为“大将”，显得不伦不类。据罗正钧《左宗棠年谱》，同治十三年，左宗棠已晋为东阁大学士，秩正一品，总督陕甘如故。清代将大学士尊称为“相国”“宰执”“中堂”，作为部下的杨昌浚怎能将左相称为“大将”呢？民国初年的《湘雅摭残》解决了这个疑问。该书卷三，收录杨昌浚的这首诗，但无诗题，并有编者的简述和评论：“秦陇道上，绿柳阴浓，皆左文襄西征时所植，世人名曰‘左柳’。杨昌浚有诗云：‘上相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遍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’盖纪实也。”这里将左宗棠尊称为“上相”，符合清代士大夫之间称谓的习俗，表达了杨对左的敬重。
那么，杨昌浚的这首诗最早出自何处？有无诗题？这首诗最早出自杨昌浚的诗集《五好山房诗稿》，此为光绪乙巳（三十一年，1905）刻本，四卷。按年编诗，起自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迄于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。由杨昌浚的儿子杨鸿度、杨瀚楹、杨显桢校对。《诗稿》卷四，在光绪己卯五年（1879），收录了关于“左公柳”的七绝二首，既有诗题，又有自注：
嘉峪关
七绝二首
第一雄关枕肃州，也分中外此咽喉。
朅来跃马城西望，落日荒山拥戍楼。
上相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
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
注：左侯令防军自泾至肃时，沿途均种杨柳，有拱把者矣。
甘棠遗泽（摘选自《点石》）
《湘雅摭残》的编选者，收录了第二首七绝，删除了诗题及杨注，并将“湖湘子弟‘满’天山”误为“遍”天山。“泾”即泾州（今泾川），“肃”即肃州（今酒泉市）。
杨昌浚诗中对左宗棠推崇甚高，仰慕左的功业，流露着对左的感恩之情。因为，杨昌浚是在左宗棠麾下发迹的，他革职后，又是左保荐起用的。据蔡冠洛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中的《杨昌浚传》：早在同治元年（1862）正月，浙江巡抚左宗棠率师入浙，杨昌浚即随营出力，镇压太平军。同治九年（1870）八月，杨以军功，授浙江巡抚。光绪三年（1877），杨昌浚因余杭县民葛品连妻（小白菜）与杨乃武案，遭弹劾，上谕斥责巡抚杨昌浚“既不能据实平反”，又“哓哓置办，意存回护”，而被革职。杨返里途中，左宗棠自肃州（今酒泉市）寄书安慰，杨有“相逢南雁增惆怅，喜得两书慰寂寥”（见《五好山房诗稿》卷三），可见杨左之间“危难时节见真情”。光绪四年（1878）四月，左宗棠的助手、帮办陕甘军务刘典以疾乞归。左宗棠抓住时机，“奏起前浙江巡抚杨昌浚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。许之”。（罗正钧《左宗棠年谱》344页）六月初七，杨昌浚在故乡湘乡接到左宗棠的信及疏稿，即作五律，题为《戊寅六月初七日接湘阴侯相书并疏稿，因刘克庵（刘典）通政告养，请以浚往代》（见《五好山房诗稿》）。左提前将起用杨的消息告诉杨，并寄上疏稿，两人交情之深，可见一斑。七月二十日，杨才接到赏其四品顶戴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上谕，“不觉涕零”，赋七律二首，发出了“君恩友谊知难谢，努力还赓出塞篇”的心声（见《诗稿》）。杨即启程赴任，于光绪四年底抵兰州。左自肃州大营来信邀杨于暮春至肃州视事。光绪五年暮春，杨昌浚离兰州西行，见驿道旁左军所植柳树浓阴蔽空，联想到左的知遇之恩，即景生情，遂在嘉峪关前赋七绝二首，其中的“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一首，以恢弘的气势，对西北生态环境的关注，一百多年来深受人们喜爱，收入各种笔记及诗选中，传抄过程中字句有差异，并被改题为《左公柳》等，均属正常的文学现象。《点石斋画报》将左公西北植柳，以《甘棠遗泽》为题作画，画面上穿行于长城内外，崇峦叠嶂中的驿道两侧，绿树成荫，驿卒行旅跋涉其中，免受炎阳之苦，无不感激左公之德。据此画题款，左公平定新疆，调任两江总督后，一些无赖之徒盗伐“左公柳”，致使有些路段寸木无存。杨昌浚继任陕甘总督后，萧规曹随，“令将此项树木重为封植，复严饬兵弁加意巡守。今当春日晴和，美荫葱茏依然，与玉关杨柳遥相掩映”。
左宗棠经营西北时，令士兵在驿道两旁植乡土树种杨树和柳树，其用意在于乡土树种易成活，可以巩固路基，“限戎马之足”，给行人提供阴凉。兰州黄河两岸自古以来就生长杨柳等树木，从无左宗棠在兰州黄河边植柳的记载。据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，长庆元年（821），大理寺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路过兰州，亲见“税稻桃李榆柳岑蔚”，延至宋元明清民国以至新中国，兰州人都有在黄河两岸埽台上植柳的习俗。今滨河路省画院迤东至城关区城建局之间有6株老旱柳，市政府列为古树名木18#、19#、20#、21#、22#、23#，挂牌予以保护。这6株旱柳即为兰州人在校场河（兰州军区为昔日东校场，东校场一带的黄河汊河称“校场河”）埽台上栽树的遗留，而不是什么“左公柳”！
作者：邓 明
选自《晚清以来甘肃印象》
